竹与中国人有深厚的渊源,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符号。
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收录的9353个字中,竹字头的字就有152个,遍及生产工具、生活工具和文化等领域。汉代已有竹筷、梳篦、笄、竹席、竹扇等用品,竹也是《尔雅》中所提到的美食:“笋,竹萌也,可以为菜肴。”竹简还是古代重要的书写材料,虽然东汉蔡伦发明了纸,但竹简作为书写典籍与文字的载体一直存续到东晋时代,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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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爱竹,要“居有竹”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说,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(王子猷)曾暂时借住在别人的空房子里,刚住上便叫人种上竹子。有人说:只是暂时借住,何必这么麻烦?王徽之指着竹子,沉吟道:“何可一日无此君!”杜甫也爱竹,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说:“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,结庐枕江,纵酒啸咏,与田畯野老相狎荡,无拘检。”他在《杜鹃》诗里说:“我昔游锦城,结庐锦水边。有竹一顷馀,乔木上参天。”《红楼梦》里的潇湘馆是林黛玉所居住的地方,此处“一带粉垣,里面数楹修舍,有千百竿翠竹遮映”。
竹本给人一种身心超脱的美的体验。透过窗看外面的竹,如同欣赏一幅画。苏辙说:“叶如翠羽,筠如苍玉。”更特别的是,竹符合中国人的伦理性审美体验。中国传统审美观照的不仅仅是孤立的、有限的审美对象,而必须是要从“像”(客观的审美物象)的观照上升到对“道”(伦理道德)的体验。因此,传统中常常有《庄子·外物》中的“得鱼忘筌(捕鱼的竹篓)”“得意而忘言”这样只重视“道”的情况。古人对竹的喜爱却与之有别,对竹的审美观照既关注竹这一物象的形式美,也把握形式美背后的“道”——伦理道德与生命本真。
竹中自有“道”。儒家讲究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要建立一番功业,最基础的要落实到“致知在格物”上。“格物”,按照朱熹的解释,即在事物探究“理”,无论朱熹的“理”作何解释,总之是要对“物”下一番功夫。于是就有王阳明“格竹”的故事。王阳明20岁(公元1492年)时,与友人立志做圣贤,那么如何下手呢?按照《大学》的说法,即是“格物”,但世界万物难以下手,于是王阳明与友人商议,先从“亭前竹子”着手开始“格”,友人竭其心思,整整3天未悟出道理,反致劳神成疾。随后,王阳明“自去穷格(竭力探究)”,但7天之后也劳神成疾。后来他艰苦思索十余年,终于在龙场悟道:“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;其格物之功,只在身心上做;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,便自有担当了。”从而完成了心与理、心与物的重新定位与思考。
而竹的道德意蕴更多地指向传统意义上的君子。以竹喻君子,最早或出现在《诗经》里。“瞻彼淇奥,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意思是,瞻望那淇河蜿蜒之处,绿竹美盛,我那斐然有文的君子,不只学问精密,而且德容盛美呢。传统解说此诗赞美西周卫武公的品行,朱熹则认为诗以“绿竹始生之美盛”来比兴“学问自修之进益”。
白居易在《养竹记》中总结了君子何以与竹相类:“竹本固,固以树德;君子见其本,则思善建不拔者。竹性直,直以立身;君子见其性,则思中立不倚者。竹心空,空以体道;君子见其心,则思应用虚受者。竹节贞,贞以立志;君子见其节,则思砥砺名行,夷险一致者。”白居易看到竹子的根,想到的是“树德”。不仅如此,竹子根系特别发达,“得土而横逸”,不拘生长环境。一如郑板桥《竹石》所展现的: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”
竹生来有节,人亦应有节。竹被视为高风亮节的象征。文天祥在《正气歌》中咏道:“时节穷乃见,一一垂丹青。”竹的“节”还表现在历经风霜雨雪、无论寒暑秋冬都郁郁葱葱,无惧外部环境的艰厄。正如明代学者何乔新在《竹鹤轩记》中总结:“夫竹之为物,疏简抗劲,不以春阳而荣,不以秋霜而悴,君子比节焉。”明嘉靖以后,倭寇骚扰东南沿海,沿海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抗倭斗争。嘉定等地区的人将胜利归结为关羽的暗中帮助,将关羽看作忠义的化身、御患抗敌的楷模,出现了“关羽画竹”的传说。后世还有了一块“关帝诗竹碑”,石碑上刻绘着融为一体的风竹和雨竹,风竹的叶子向一边飘动,雨竹的叶子向下低垂,竹叶下有一首五言绝句:“不谢东君意,丹青独立名,莫嫌孤叶淡,终久不凋零。”这块碑立于西安碑林博物馆,为清康熙五十五年(公元1716年)韩宰临摹并立石。或许,如此将关羽与竹联系起来,是为了表达一种抵御外患、保卫家园的爱国情怀。
来源:解放日报
编辑:苗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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